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旋律中毛主席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战28年历程。接着海陆空三军受阅部队列成方阵，踏着胜利之师的步伐，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时向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工人、农民、员工、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新中国诞生。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命题油画《开国大典》。作为开国大典当天的亲历者，董希文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对开国大典的电影、摄影、图片资料进行研究，不到两个月时间, 长4米、宽2米的《开国大典》迅速创作完成。画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前排从左至右依次站的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开国大典》以现实主义手法，在创作上打破传统西方油画的形式与技法，将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引入其中。董希文曾在《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经验》中提到“我开始创作《开国大典》这幅画，就企图把它画成一幅与平常的西洋风的绘画不同的具有民族气派的油画。”因此，作品在透视、构图、表现手法、色彩等方面均以新的视觉构建方式完成对‘开国大典’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使之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绘画的透视中，董希文摒弃西方油画单纯的焦点透视法，而是对画面做了分散处理，使局部的散点透视与整体焦点透视相结合，例如天空中的白云，在遵循近大远小的焦点透视原则的基础上，也融入了散点透视。同时在构图上，西方以透视结构为基础，强调画面分割，色彩写实，而中国的传统绘画强调陈设布置、虚实相生。于是，董希文借鉴敦煌壁画构图样式，采取从天安门城楼大厅朝南看的角度，形成囊括共和国开国领导与广场群众在同一画面的“大团圆”结构，整个画面形成了左实右虚、左近右远又相互呼应的布局。正如董希文自己在回忆该创作时说到的那样：“要分清主次，强调强弱和虚实的差别。”以上均充分表现了该作品在透视与构图上与西方油画的不同之处。

在表现方法上，董希文采用东西合璧的方式，将中国画与西方油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油画颜料完成了中国画中惯常使用的“线造型”，没有简单地模拟中国画直接用线条表现的方法，而是将传统绘画中线的虚实、疏密、粗细、大小、浓淡等对比应用，这样既削弱西方油画的特点，又丰富了物象造型线条的表现力。董希文作画过程中还用到毛笔，使得油彩产生的笔迹有中国书法之美，不同形态的笔痕之间纵横交错，体现中国笔法之美。同时，为了表现造型肌理，在塑造过程中,将颜料倒在马粪纸上将油吸走，然后加入锯末和沙子混合，增加画面中地毯的质感。

在色彩上，江丰谈到《开国大典》时曾说：“以对比强烈大块色彩组成画面的色调，使画面产生一种装饰效果”，艾中信也提到“这是一种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具体而言，董希文运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基调，用蓝、棕、绿调和。城楼上的大红廊柱与灯笼，盛开的黄色菊花,朵朵的白云,天空中的白鸽翱翔,象征着伟大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与和平。远处红旗的海洋，标志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封建制度的结束,也是我们古老民族的新生。整个画面以强烈的色彩对比增加节日的喜庆氛围。

然而，作为一幅反映重大历史主题的政治题材作品，随着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政治与形式的深刻复杂变化。在不同时期，《开国大典》几经风雨，历经磨难,画中人物被迫多次修改。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

百年风雨兼程，世纪沧桑巨变，建党百年之际，艺术各界都用自己的方式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代。庆幸当下的我们能在艺术的海洋里自由徜徉，充分实现自我表达。现如今，艺术为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成为至关重要的部分，但需要明确的是艺术作为时代的倾听者与诉说者，以折射时代境遇与政治变迁而服务社会，同时艺术不应随政治历史的更迭而迷失自我，更不能让艺术创作主体缺席。